自由何以成为重负：《逃避自由》读后
《逃避自由》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本很好读的书。
我磕磕绊绊读了大半个月，或许已经有一个多月，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。中间有过很多次停顿。有些段落读得很慢，特别是第五章关于受虐、施虐、权威主义人格以及梦境分析的部分。我并不完全喜欢这些内容，也没有被其中的每一种精神分析说服。
但整本书读完以后，我仍然觉得它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
人从旧的束缚中挣脱以后，为什么又会主动寻找新的束缚？
自由的一次重逢
弗洛姆口中的自由，与我现在逐渐体会和领悟到的自由，我能感觉到它们指向的是同一种东西：一种认识自我、实现自我，并由此展开自发性活动的过程。
这并不是读完这本书以后才形成的理解。它来自此前一段时间里，我在生活、工作和对自我的认识中发生的变化。只是在阅读弗洛姆时，我在一套更加完整的理论中重新遇见了它。
而在更早的一个人生阶段，我对自由的理解确实更加直接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被客观条件限制，尤其不被金钱限制。拥有足够多的钱，就可以不做不喜欢的工作，可以去想去的地方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时间。外部条件对人的限制越少，一个人也就越自由。
这种理解当然不能说完全错误。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，许多自由确实无从谈起。但它仍然只回答了自由的一部分：一个人可以不受外部力量阻碍，却未必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；他可以在许多现成选项中作出选择，却未必是这些愿望真正的主人。
如果我的欲望、成功标准和生活方向，早已经被家庭、市场、组织和周围的人塑造，那么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”里的那个“想”，究竟有多少真正属于我？
我现在所体会的自由，和弗洛姆所说的自由一样，已经不只是一种不受限制的自在状态。它更像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：认识自我，实现自我，以完整的自己进行自发性活动，并在这样的活动中重新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联系。
这与我过去理解的自由，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自由的两面
《逃避自由》最核心的洞见，是现代自由的两面性，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。
在中世纪的等级、土地、宗教、行会和共同体中，人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。他生来便属于某个位置，也很难真正脱离它。但正因为如此，他不必独自回答“我是谁”“我要去哪里”。旧的纽带限制了人，同时也赋予人确定的位置、安全感和归属。
随着经济结构和宗教观念的变化，旧的纽带逐渐断裂，现代个人开始出现。人获得了独立，也被独自抛到世界面前。自由使人能够发展自己的理性、情感与创造力，却也使人感到孤独、渺小和无能为力。
人于是处在一种矛盾之中：他已经无法真正退回旧的秩序，却又没有生长出足以承担自由的自我。
弗洛姆接着分析，这种现代自由是如何产生的。经济条件、宗教条件与人的性格相互作用：新的经济关系创造新的心理需要，新的宗教伦理为这些需要提供表达和正当性，而由此形成的社会性格，又反过来维持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。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先后过程。结构塑造人，人又用自己的欲望、判断和行为继续生产结构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人看起来比过去更加独立，内在却可能变得更加不安。他需要不断劳动、积累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工作的目的不再只是创造和生活，它也成为逃避孤独、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种强迫性活动。
自由由此不再只是解放，也成为一种重负。
为什么又要退回
当人无法承受这种自由，他便开始逃避。
弗洛姆描述了几种逃避机制：权威主义、破坏欲和机械趋同。人可以把自己交给一个更强大的权威，也可以通过支配更弱者来获得力量；可以试图摧毁那个让自己感到无力的世界，也可以放弃独特的自我，让自己变成和所有人一样的人。
这些内容中有些论述非常辛辣。
现代人未必觉得自己正在服从。他可能真诚地相信，自己的思想、愿望和决定都来自自己。他可以自由表达，也可以在无数商品、职业与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。但如果每个人都在追逐相似的成功、使用相似的语言、恐惧相似的失败，那么这种选择是否只是对现成答案的再次确认？
一个人客观上受到支配，主观上却觉得自己自由。选择如何做，并不等于选择为何而做；拥有许多选项，也不等于可以决定生活本身的方向。
弗洛姆进一步把这种心理结构放回纳粹主义的产生中。他试图说明，纳粹主义并不只是少数恶人的突然出现。经济危机、阶级处境、民族屈辱、个人的无力感以及权威主义性格结合在一起，使许多人一方面愿意臣服于强者，另一方面又渴望支配更弱的人。
这里也正是我阅读得最迟疑的部分。弗洛姆的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常常让我觉得精彩，但进入具体的精神分析、梦境阐释和人格类型以后，一些论证在我看来没有那么客观，也未必足以说服我。
不过，即使不接受其中的每一种心理解释，那个更大的问题仍然成立：一种社会秩序不仅通过外在规则管理人，也会塑造与自身相适应的性格，使人自觉自愿地完成它所需要的行为。
一张动人的药方
在最后，弗洛姆给出了一张药方：积极自由，以及由完整人格产生的自发性活动。
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与劳动。
我最初会把它们联想到经典的精神与实践、精神与肉体的二分：爱自己、爱他人、爱世界，同时通过劳动和实践将自己的信念贯彻于这一生。但再往下想，弗洛姆所说的爱与劳动或许并不是分处两端的东西。
爱不是失去自我以后融入另一个人，也不是占有和支配，而是在保有彼此完整性的前提下建立联系。劳动也不只是强迫性的谋生，而是创造，是人把自己的能力真正带入世界。它们都来自一个完整的人，包含思想、情感、身体和行动。
这个答案很动人。我也愿意相信，身为人的最高价值并不由物质的丰俭定夺，而在于一个人能否认识自己、实现自己，能否去爱，能否创造，并以自己真正认领的信念贯彻一生。
但它同时也非常理想。
谁来成为这样的人
弗洛姆描绘的图景，似乎要求每个人都具备相当高的自觉性。一个人要能够识别外部力量如何塑造自己，辨认哪些欲望真正属于自己，并有能力承担自由带来的孤独和不确定性。
可这样的人究竟在什么条件下，才能大范围地存在？
这本书写于1941年。接近一个世纪过去，弗洛姆描绘的现代人并没有消失。在我生活的环境里，许多现象甚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势。技术和物质条件的进步，并没有自动带来自由人格。它们也可以带来更精细的绩效考核、更强烈的社会比较、更隐蔽的欲望制造，以及更加自动化的趋同。
这让我不得不怀疑，人是否真的存在某种所谓的“劣根性”，会不自觉地向伤害、压迫和支配他人的方向靠拢。又或者，这些倾向本身并不是固定的人性，而是在人长期无力、孤独和受阻以后，被现实环境不断培育出来的结果。
我暂时没有答案。
弗洛姆显然不认为人只能如此。在他的理解里，支配欲可能是无力感的补偿，毁灭性也可能来自生命力和自发性的长期受阻。但即使承认这一点，仅靠个人觉醒似乎仍然不够。
如果一个自由社会必须先拥有大量成熟、自觉的人，而成熟、自觉的人又只有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才能成长出来，那么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循环。
这张药方必须同时包含制度。人需要基本的安全，不必因为失业、贫困和疾病而依附权威；少数人不应当拥有不受问责地支配他人命运的权力；人需要真实参与影响自身生活的组织和公共决定；劳动也不能只剩下服从指标，而应当让人拥有一定的自主、意义与责任。
弗洛姆描绘的社会确实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。但这种理想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自称社会主义便自动实现。生产资料采取什么名义上的形式并不是全部问题。如果个体仍然被强大的官僚系统操纵，无法参与自己每日身处的劳动与社会生活，那么积极自由依旧无从生长。
或许这也是这本书最明显的局限：它对疾病的描述具体而有力，对健康的描述真诚而动人，却没有完整建成从此处通往彼处的桥。
读完以后
读完《逃避自由》，我没有因此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人，也不能确定积极自由如何可能。
但它为我近来逐渐形成的自由观，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坐标。
自由不只是我拥有多少选项、多少金钱、多少不受干涉的空间。它还意味着：我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这些东西；我是否能够分辨有什么力量正在借我说话；我能否不通过臣服、支配和趋同来逃避孤独；我又能否以自己的思想、情感与行动，和世界建立一种真实的联系。
人在挣脱旧的纽带以后，不能再回到尚未成为个人的过去。但一个人也无法作为孤立的原子获得自由。
那么，我们如何既保有已经出现的“我”，又建立一种不以吞没彼此为代价的“我们”？自由究竟能不能只是一种个人修养，还是必须成为一种能够生产、保护并容纳自由人格的社会制度？
这本书没有替我回答这些问题。
它让我在弗洛姆的理论中，再次遇见了自己正在体会的自由，也更清楚地看见，这种自由为何如此艰难。